潜心历史文化研究，取得累累硕果——记重庆第二师范学院赵心宪教授

   历史文化名人研究，如果可以从基础理论研究和名人研究文献两个方面来划分其“研究领域”的话，总体情况有喜有忧。太史公司马迁《史记》开历史名人传记写作之先河，2000多年来，留下浩瀚的历史文献;今天知识爆炸的时代，相关历史名人研究这方面成果扩展的速度有点近乎“天文数字”了，“量”的无限扩展，这是历史文化名人研究之“喜”。民间的说法，所谓“上了书的”名人，即正史有载的，这叫青史留名，相当难;今天成为有文字记载的名人，似乎不是那么条件苛刻了，但能不能成为“历史名人”，甚至“历史文化名人”，那是另外一回事。评价历史文化名人的标准是历史名人基础理论研究重要课题之一，有相当难度。巴渝文化名人研究所所长、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重庆第二师范学院赵心宪教授长期致力于历史文化及名人研究，成果丰硕。

　　专家介绍：赵心宪，1948年生，汉族，重庆市綦江人。1967年毕业于重庆广益中学，1969年11月初到四川省万源县插队落户，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原重庆教育学院)文传系教授，巴渝文化名人研究所所长。1999年获教育部曾宪梓教师奖金，2001年国家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称号。2008年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聘为巴蜀文化专门史硕士生导师，2010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聘为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

  扎实科研，硕果累累

　　历史名人研究基础理论的资讯，应该说严重滞后于历史名人研究实践及其相关的传记类写作。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有名人研究及名人传记，却没有概括提炼出名人研究与名人传记写作表述其“内在规律性”的基础理论，这是历史文化名人研究之“忧”。从这个角度说“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顶层设计”而言可能在三个方面：1、“标准化”的新时代需要;2、专业学术评价的需要;3、社科成果社会普及的需要。总之，为时代、社会发展提供专门化的知识。具体而言，区域历史文化名人是梳理相关地域文脉的重要抓手，认知地方文化传统形成的历史及其活力的主要源头，推动地方经济、社会、文化永续发展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因此相关研究成为新时代地方文化建设的核心要义之一。

　　从1987年在《文史杂志》发表第一篇学术文章，1995年8月出版第一部学术专著，迄今为止，赵心宪在《民族文学研究》《四川大学学报》《文艺理论与批评》《民族学刊》《文艺报》《中国民族报》等数十家国内外报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170多篇，出版《武陵民族区生态考察——重庆渝东南文化生态个案》等著作十多种。

　　新世纪初，赵心宪将诗学研究与诗学应用结合起来，提出“语文教育通观”学科发展战略构想(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项目“中学语文课的文学启蒙教育研究”主要理论成果之一)，2002年-2005年先后主编出版《文学启蒙教育论稿》《语文教育通观概论》等专著、教材五种。2004年-2008年语文教育问题的理论思考，努力跃升于教育哲学顶层，对语文教育的阅读教学提出独特的“两条腿并用”方法论原则并长期有效应用于个人的学术实践。强调不同阅读文本个人体验的习得，主张传统语文阅读方法基础技能的传承，讲究纸质文本阅读习惯与趣味的专业培养，阅读目标、阅读速度与阅读质量的合理评估标准及其与作文同步的综合训练方法。在立足于三尺讲台的同时，关注重庆市地域文化研究课题，应用跨学科视域与方法，不断发现重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方面的问题，深入阐释重庆渝东南文化生态现象。

　　渝东南是直辖市重庆土家族、苗族等20多个少数民族在大武陵山区的主要聚居区，分属石柱土家族少数民族自治县，黔江区(原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和武隆区等六区县。20世纪后期国家组织发起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在新世纪初启动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强力推动下，渝东南民俗文化的多样性现状得到高度重视。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进入名录”时期(2001-2010)，经过“后申遗”时期(2011-2016)，到今天的非遗“标准化”时期，对重庆渝东南民俗文化的生态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赵心宪代表性的著作有《秀山花灯文化生态的考察与思考》(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从文化特色到经济特色——渝东南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品牌开发调查》(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到《武陵民族区生态考察——重庆渝东南文化生态个案》(重庆出版社，2017)，从渝东南民俗文化生态的常识性了解起步，一个国家级民俗类非遗(秀山花灯)的现状调研开始;经过渝东南文化旅游平台建构设想，及其文化产业品牌方案的学理性探讨与提出;到重庆渝东南民俗文化的生态本质及其内在规律性密码破译。三个阶段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向前推进。正在进行的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2019年重点项目“社会转型期渝东南非遗分类管理机制研究”，以秀山花灯等民俗类非遗项目为例的调研，正在将渝东南民俗文化生态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研究，走向学术的纵深与服务社会的前台。

  带领卓越团队，积极开拓创新

　　因为同样的研究目标，相似的知识背景，在研究项目的吸引下走到一起，成为一个科研团队，需要有一个能力较全面的组织者，既充当提供项目设计原创内涵的适时阐释人，推动研究计划正常执行富有课题操作经验的协调人、督促者和“裁判员”，同时还是项目计划身体力行的“示范”操作者，并能设身处地为团队成员不厌其烦地解决项目研究过程中所遇种种大小困难。而且，具有不错的身体条件，随时能够因为项目需要“临时上阵”，即兴写作经验丰富，熟练应用电脑等新媒体技术更是最基本的条件，从而保证团队协作不会出现难以解决的困难。这样的项目主持人就可能成为研究团队的核心。

　　因为科研项目的吸引，可能不同项目，因为研究目标的不同而组成不同的研究团队。例如2002年-2005年赵心宪主持完成的教育部十五规划课题“中学语文课的文学启蒙教育研究”，研究团队成员有两个圈层。重庆教育学院中文系的文学教师和语言教师，为课题团队核心力量的一部分，因为同事关系为一个圈层;重庆区县35所中学的145位任教语文教师，就他们的中学语文课教学提供课题应用研究的服务，为课题团队更为庞大的一个圈层。将课题团队两个圈层的人员协调一致，按计划保质保量完成课题研究计划，当然就看主持人的本事了。这个课题出版著作五种，结题评价良好，在重庆有相当影响。

　　又如在研的“社会转型期渝东南非遗分类管理机制研究”项目，核心成员来自六所高校：西南民族大学藏族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在读民俗学与艺术学硕士研究生、重庆邮电大学的历史学博士、重庆大学艺术学在读硕士研究生、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文学教授、重庆旅游职业学院在职非遗副教授。平时居住、工作、学习在两座城市，不同高校，专业有关联，但如何因为项目研究需要组织协调专业力量，不断解决项目研究推进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沟通信息，保证研究计划的阶段性实现等等，都是项目主持人的事情。赵心宪的体会，组织团队协调攻关，希望获得项目最大的学术效益以服务于社会，项目主持人是不能够斤斤计较于个人的项目投入成本的，只有不断地付出，才可能获取希望的结果;而且，项目主持人的跨学科专业修养与实际应用能力必须能够保证团队协作攻关的需要，以不断学习精进为第一要义。

　　渝东南民俗文化生态研究，从2005年开始组织团队，连续成功申报5个省部级及以上的相关项目，时间跨度15年，这需要项目主持人的心力、智力、体力与学术支撑力有没有这个能耐扛住。因此项目团队因为项目研究的实际需要而不断更新，却也需要保持住核心成员的不断参与。这就是渝东南在地知识精英，作为渝东南民俗文化生态研究另一个团队的存在前提。2005年研究团队的在地知识精英，因为项目研究的相互了解，至今仍然保持信息沟通，成为项目持续开展在地化专家咨询团队一步步扩大的核心成员，这也是赵心宪团队“高层次”搞渝东南民俗文化生态研究的底气所在，具有充沛学术生命力的地气所在。上述每一个项目可以认为都是重庆甚至西南地区的“第一个”，原创价值百分之百：不论是秀山花灯的文化生态研究、渝东南民族文化产业品牌开发研究、武陵山地区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开发研究、秀山花灯流派(新院子)研究，还是社会转型期渝东南非遗(品牌)管理研究，都如此。

从研究实际出发，对于创新，赵心宪认为，科研项目的创新本质是学术创新，理念(理论)创新是第一位的，不是常识在技巧上的重复;项目研究过程的创新，表现在选题、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研究成果的学术论证等方面;项目成果的创新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是生命力特别有限的，不可能保持永远的“新意”，如何为下一个阶段的项目研究创新搭好学术平台才是关键。

              “大成智慧”思维教育的起点问题  

——兼及“开放项目式学习”的思维训练

                        赵心宪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重庆市文史研究馆 （邮编，400067）

“大成智慧”这个专学术语的由来，研究者新世纪初就说清楚了：“钱学森是是思维科学的倡导者、开拓者，不仅看到了思维科学对于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研究的理论意义，而且一开始就高度重视思维科学对于教育事业、人才培养的指导作用。钱老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提出过教育思维学研究的一些想法。上世纪90年代伊始所提出的‘大成智慧工程’，是在信息网络时代对人才培养的战略构想。”[1]“大成智慧”思维方式的教育，即我们这里所说的“大成智慧”思维教育。

1991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先生在授奖仪式上的即席讲话，是这样表述上述“战略构想”的核心观念的：“我认为今天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而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的知识体系，而这种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体系，而且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我在今后的余生中，就想促进一下，这件事情。”[2]P234-235

钱学森（1911-2009）先生1991年80寿辰获得国家荣誉表彰，晚年近20年为上述“战略构想”殚精竭虑，留给后人的著作、论文、讲话，通信等等文献资料，知识面所及博大精深。但这个“战略构想”的“成型”阐释，具有一个从设想到纲要到全面表述，逐步周延的完善过程，需要足够的时间积累。例如钱先生在1993年给钱学敏信中这样说：“我在这几天又在想，中国21世纪的教育，我在1989年的那篇东西不够了，是要人人大学毕业成硕士，18岁的硕士，但什么样的硕士？现在我想是大成智慧的硕士……”[3]。阐释者们敏感“大成智慧”说的时代意义和价值，早就选择了“六经注我”或者“我注六经”的阐释路径，纷纷从各自学科的实践应用经验和体会，大力拓展发挥钱先生“战略构想”的本义，在海量的后续文献资料中，让人实在有些“找不着北”的感觉。我们以为，新时代的当下，回到钱先生“战略构想”的原有思路，是非常重要的。简言之，直接研读钱先生谈及“战略构想”的文献，诸如相关的书信、文章、著作、演讲、访谈等文字资料，同时关联的学术史研究亦相应跟上。本文仅就大成智慧思维教育的起点问题，结合钱先生“战略构想”的理解，谈谈阅读要点，在这个认识平台上，就“开放项目式学习”视屏展示的思维教育训练，作简要点评，思考未必深入，欢迎批评指正。

一

在我们看来，新世纪初22年来，研究大成智慧思维教育的下述5篇学术论文，可作为主要资讯反复细读。钱学森先生撰写的《关于思维科学》一文，是首先应该研读的论文。然后依序研究性阅读《钱学森论思维科学与教育的关系》（2022）、《论钱学森的大成智慧学》（2007）、《钱学森关于思维科学的构想》（2011）、《论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2013）数篇学术文章。一方面，我们可以直接了解，钱先生原创的思维科学理论体系建构思路，及其结构、要素，思维科学的现代教育本质，在21世纪科学体系中，与学科系统其他学科的结构关联关系；另一方面，对21世纪中国大成智慧教育工程的理论依据、钱学森系统思维科学的理论框架、钱学森系统思维学思想的时代意义和价值等，可能有较深入的认知。我们认为，可以重点关注上述文献摘要的相关论断，先引述三篇。

1、《论钱学森的大成智慧学》核心论断摘要

这是钱学敏教授发表于《中国工程科学》，2007年第3期的钱学森创新思想专论，在学界颇有影响。作者开篇概述新世纪高科技大潮，全球“知识大爆炸”的时代特征之后，即这样阐释说：“如何尽快提高人们的智能，以适应新世纪发展的需要？这是钱老几十年来（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引者），尤其是近十年来着力探索与思考的时代课题，其意义甚至不亚于当年‘两弹一星’的研制。他所倡导的大成智慧学，通俗地说就是引导人们尽快地获得聪明才智与创新能力的学问。其目的在于，使人们面对浩瀚的宇宙和奇妙的微观世界，面对新世纪各种变化莫测、错综复杂的事物时，能够迅速做出科学而明智的判断与决策，并能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这是全文的核心论断之一。

核心论断之二，是“大成智慧学”的定义：“大成智慧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为指导，利用现代信息网络，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方式，集古今中外有关经验、知识、智慧之大成。这个概念的英译强调大成智慧的特点，是沉浸在广阔的信息空间里所形成的网络智慧”，所以“大成智慧是新型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体系。”

之三，“大成智慧的核心是科学技术与哲学的结合”。钱学森先生是这样言简意赅说明的：大成智慧“既不只谈哲学，也不只谈科学，而是把哲学和科学技术统一起来。”（1995年3月23日给钱学敏的信）。我们认为最直观的表达，就是钱先生提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11门学科的结构序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与文艺理论。自然科学（哲学阐释：自然辩证法）赫然居首，不言自明。

之四，“大成智慧工程”。这个专学术语，通俗又简单的表述就是：“把人的思维，思维成果，人的知识、智慧，以及各种情报、资料、信息系统集成起来”（钱学森1992年12月13日与王寿云等六人的谈话）；需要进一步通俗解释的专业表述，即“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应用工程，就是“大成智慧工程”，所谓“集大成，得智慧”的系统工程。

之五，“大成智慧教育”，是钱先生对21世纪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伟大设想。大成智慧教育的主要教育功能，“就是充分利用信息网络，人-机结合、优势互补的长处，使学习者能不断地、及时地获得广泛的新鲜的知识，迅速提高智能，培养创新能力。但是，人-机结合这种教学方式、思维方式，也不是对什么样的人都灵，关键在于提高人的智力与素养。”

2、冯国瑞《钱学森关于思维科学的构想》[4]核心论断摘要

（1）“思维科学是钱学森第三次科学创造高峰的重要内容”，“可分为思维科学的基础科学、思维科学的技术科学，以及思维科学的应用技术（工程技术）”三层次内容。钱先生这样表述思维科学的总体构成：“思维学，它是研究人思维的规律的，又可按照人的思维类型分为抽象（逻辑）思维学、形象（直感）思维学及灵感（顿悟）思维学。目前，只第一种思维学有点门道，其他两种尚在探索。”可见，思维科学是“从工程技术到技术科学，再到基础科学，形成（的）一个完整的现代科学技术的思维科学大部门。”[5]

（2）思维学是思维科学的基础科学。“钱学森思维学思想非常丰富、深刻”，先生反复强调“思维科学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而他的思维科学思想包括逻辑思维、形象思维、灵感思维、社会思维、创造性思维、辩证思维和大成思维七个方面的学问。

（3）关于大成智慧更具体，更直白的说明，钱先生是这样表述的：“系统科学的发展，综合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我们将能集成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切知识、经验之大成，大大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实现古人所说‘集大成，得智慧’的梦想。”P217[6]

（4）思维科学体系的技术科学，“大致包括科学方法论、情报学、数理语言学、结构语言学、模式识别和知识系统学，等，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会不断丰富深化和发展。”

（5）思维科学的应用技术即工程技术，“大体包括密码技术、计算机软件技术、情报资料库技术、文字学、计算机模拟技术、人工智能、智能机，以及大成智慧工程（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技术）”。

（6）钱先生“从工程技术走到技术科学，再到基础科学，最终走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就包含了其一生从事科学实践和科学研究的深刻体悟，这是他一生科学实践和科学研究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真理性认识，非常有说服力和影响力。”

3、鲍健强，等《论钱学森大成智慧学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7]核心论断摘要

（1）上世纪末到新世纪初，钱老“深感思维方法的重要性，深感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科学理念为适应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要求，晚年他将目光投向了更高层次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系统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关于思维科学的新概念、新思想、新理论与新方法，最终归纳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现代思维方法体系——大成智慧学。”

（2）“顶层设计理念是钱学森大成智慧学理论的具体应用和体现。顶层设计对于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的影响，具有‘四两拨千斤’的意味。历史证明，方法得当，事半功倍；方法不当，事倍功半。高屋建瓴，顶层设计是钱学森的大成智慧学理论魅力所在。”

（3）“钱老晚年十分关注和重视思维科学的探索和研究。他不断地吸收各种科学思维研究的成果，分析各种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的特点与价值，在大成智慧学理论的引领下，对丰硕思维科学研究成果的理论集成，形成了集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人-机交互思维、复杂思维、灵感思维、集成思维为一体的，独树一帜的理论创新。”

（4）“大成智慧学”的思想内涵主要有三根理论支柱；1）“基于对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整体认知”；2）“基于对现代科学技术的三维立体把握”，3）“基于对科技与哲学关系的认识论思考”。“现代科学技术具有立体结构，即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技术三个层次交互形成的立体结构。他认为三层次之间的关系与影响是双向的，统一的。”这种层次区分的两个好处很清楚：“有助于使人自觉地理论联系实际，立足于相关层次，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展开研究，从而使科技生产力发展；便于了解（科技的）相关学科或者项目，在整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

钱先生《关于思维科学》（《关于思维科学》一书的第一篇，钱学森主编，收录19位学者24篇专题论文，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这篇论文首发自然杂志6卷8期）的核心论断所在，就是思维科学三层次内部结构钱先生的图表说明。为了便于一目了然，节省笔墨，单列思维科学三层次学科结构，直观展示核心层次及学科如下：

思维科学学科三层次结构

顶   层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

基础科学层次

  思维学        信息学

抽象（逻辑）思维/形象（直感）思维/灵感（顿悟）思维

技术科学层次

模式识别/结构、数理、语言学/情报学/科学方法论

工程技术层次

人工智能/计算机模拟技术/文字学/情报资料库技术/计算机软件工程/密码技术

马克思主义哲学居于思维科学顶层，意在说明这个意识高屋建瓴，贯通于思维科学三层次结构之中的哲学方法论意义，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原则，对于思维科学的基础科学、技术科学与工程技术各学科专业层次全方位的系统贯通功能。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思维科学哲学知识顶层的专属话题，用钱老的话说，就是1995年钱先生给钱学敏信中强调的认识论原则的本义：“既不只谈哲学，也不只谈科学，而是把哲学与科学技术统一起来。”这首先体现在对基础科学方面的引导作用。“基础科学，是综合提炼具体学科领域内，各种现象的性质为普遍的原理、原则、规律等（知识）而成的基本理论。其研究侧重在认识世界过程中，进行新探索、获得新知识、发现新规律，形成更为深刻的理论。它是技术科学、工程技术发展的先导，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水平与实力的重要标志。”[3]从技术科学到工程技术，相关思维方式、思维方法的哲学方法论原则，因为科技的实践性越来越具体，更需要“哲学与科学技术”的统一，穿透实践的现象迷雾，不迷失创新服务国家的大方向。

我们还应注意到，钱老把思维科学基础科学的思维学与信息学并置的特别意义。新世纪初，学界一般偏重于思维学的理论建构，据说国内出版思维学为核心关键词的专著多达200余种。杨春鼎《钱学森论思维科学与教育的关系》值得我们反复细读，一是，钱老作为优秀教师，教育教学实践经验丰富，创建思维科学被他视为“行业”本分，他是带着很深的职业感情，义不容辞地付诸行动。钱先生是一位世界大师级的杰出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掌握了教学艺术的优秀教授”（杨春鼎语），35岁时即成为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学院，教学、研究双肩挑的终身教授，深谙教学过程的内在规律，信息交流技术纯熟。

杨春鼎的这篇论文，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钱先生的敬佩，这是有原因的。“自1981年以来，钱老为了帮助我研究思维科学，与我通信、寄赠科研资料，达80多封次，在谈论思维科学的同时，钱老也时常回忆过去的教学生涯。”[1]1981年到2001年杨春鼎写他这篇文章时，整整过去了20年，这样长时段讨论思维科学，钱老有关思维科学的基本想法，核心精要的强调，杨春鼎应该是“得其真传”的。例如，钱老在信中这样明确论断：“现在计算机、信息网络，已经沟通了千家万户，对人类的教育事业、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对人的思维活动和人才培养的影响。”如何研究思维科学？钱老不含糊地表明了他的意见：“搞思维学应从实际问题入手，才能有实实在在的进展。具体做法，可以是人-机智能知识工程，也就是叫电子计算机做人脑的助手。”（收入《钱学森书信集》第五卷）

“叫电子计算机做人脑的助手”，就是因为信息时代的需要。思维科学的基础科学中思维学与信息学并置，首先强调的是，思维与信息在新世纪的互为前提的特殊关系，或者可以这样表示为：有信息的思维，才是有效的思维；思维的有效取决于信息的可靠。逻辑上说，当今时代，创新思维展开的前提是信息！不是应验一句名言：“面壁十年图破壁”，而是带着问题有效检索网络相关信息，先学习，扩展知识面，集思广益，“站上前人的肩膀上”，看远些，想深些，获取原创性收获。所以思维科学的研究者，关于信息与思维的新时代关系有这样的论断：“今天智能手机的出现，使得人-机交互达到了新的境界。智能手机甚至成为人体的一个新器官。它集计算机和通讯为一体，在强大的云计算数据库支持下，人们通过智能手机形成了对外界信息的依赖，人脑的记忆储存功能在下降，探索信息的能力，成为计算机通讯时代的人-机交互思维水平的标志”[7]，创新思维能力培养的起点。

三

有了上述论文知识学习的准备，关于2022年，渭南师范学院大一本科生思维式教学案例之一：开放项目式学习（OPBZ）的几个实录视频，可以展开一些粗浅的教学分析了。

不过，从上述论文阅读发现的知识运用来看，学理辨析“思维方式”与“思维方法”两概念内涵的区别，是我们现在首先应解决的问题，以利于落实“思维式教学”的“思维”认知。大家必须意识到，钱学森先生的论文之外，上述论文无一例外将思维方式与思维方法两概念内涵等同使用，这是不符合哲学认识论顶层意识贯通的思维科学原理的。因为思维方式是一个哲学范畴，而思维方法是一个一般方法论概念。研究者这样强调：“思维方式就是主体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所形成的某种思维定式……把思维方式理解为是一个居于哲学层次上的范畴，是哲学上用以表征主体以何种方式去把握客体的概念。他是在一定的世界观基础上，领会思维活动的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主体把握客体的相对稳定的思维模式。”有四个基本特征：（1）“思维方式是依据一定的世界观形成的，同时又是联接世界观与具体认识-实践过程的桥梁和中介”，是思维抽象性到实践经验性不可忽视的，第一类“过渡性”知识；（2）“思维方式是由认知结构、价值指向和心理素质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综合体，是思维形式和思维方法的统一”，可见这个思维范畴依托内涵庞大的知识系统的存在特点；（3）“任何一种思维方式，都是主体在自身的实践和认识过程中形成的，都是后天的。但一经形成，就会成为人们认识事物，一种先在的逻辑框架，决定主体对客体及其解释方式和使用方式的选择”，所谓“思维模式”“思维定式”就是这样形成的；（4）“思维方式作为主体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常常处在变化和发展之中，哲学世界观使之稳定形成固有的价值观念”[8]。

思维方法的概念内涵，学界可以达成的最新共识是这样的：“思维方式是人们通过思维活动，为了实现特定思维目的所凭借的途径、手段或方法，也就是，思维过程中所运用的工具和手段。思维方法属于思维方式范畴，是思维方式的一个侧面，是思维方式具体而集中的体现。思维方法是由诸层次、诸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按其作用范围的不同，可以把思维方法划分为三大层次：一般思维方法，各门具体科学共同的思维方法，各门科学所特有的思维方法”。显然，思维科学非常重视在基础科学、技术科学与工程技术中思维活动的重要作用。因为它是思维主体和思维对象“发生联系的中介和桥梁”，没有科学的思维方法，思维活动不能顺利进行并取得成效[9]。

思维方法与实践维度密切相关，具体情景下使用的灵活性更强，或者思维运用的技巧性就是思维方法的灵魂所在，这当然是智慧的表征。大成智慧思维教育的思维，包括思维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渭南师范学院“思维式教学”的“思维”本义，我们认为这样把握才比较到位，才符合钱学森先生，思维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顶层设计的大智慧。很认同学者们这样的论断：“思维科学是一门多学科综合交叉的前沿性探索的科学课题。钱老坚持探索并创建思维科学，不仅涉及当今时代的许多学科，而且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正是在多学科的交叉带和结合部，钱老开掘出思维科学研究课题，为人类思维史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4]

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新兴的思维科学与大家似乎非常熟悉的认知科学，实际存在思维学认知的巨大区别。认知科学是在发达国家创建的，心理学与计算机科学交叉形成的著名学科，非常重视心理学知识平台上计算机科技能力的思维方法培养。与思维科学比较，认知科学的思维学知识视野窄小许多，两者广度、深度与高度差距明显：思维科学具有多学科综合交叉的知识广度，而不仅仅是心理学与计算机两门学科；思维科学有三层次学科结构，着重研究思维活动实际推进的过程特征与规律性，信息获取的知识面与实践性，更切合新世纪知识大爆炸的世界语境，体现出前所未有的思维深度；思维科学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这样的思维认识高度是需要深入领会而认同的。

渭南师范学院“思维式教学”案例的“开放项目式学习（OPBL）”多个视频，录制的思维方法相似，教师无一例外似乎没有在场，学生自助学习形式。教室里，一位学生（或者男女生交换）讲解屏幕展示的化工产品，学习团队三五人围坐于课桌，面对屏幕，静静地听着《荧光剂》《除草剂》《化学钢化玻璃》等产品讲解。例如2022年11月24日下午《荧光剂用途》视频，屏幕上有关说明文字如下：

（一）荧光剂用途（女生1讲）

荧光增白剂BC性及用途

（二）荧光剂的安全性（女生2讲）

1、皮肤过敏；2、影响伤口愈合；3、影响肝肾功能；4、影响血液系统

自然界很多东西，自然使用时是安全的。剂量是关键。

（三）荧光剂制备方法（男生讲）

1、高温固相合成法；2、软化合成技术；3、共沉淀法；4、水热法；5、高温分子网络凝胶法

（四）检测方法：1、2、3、4

三个教学视频都采用了教师设计或引导设置的，同类型自助学习形式，如何评价这类思维式教学案例？仅仅关注学习内容或者学习形式，语言表达效果，其实找不到问题的关键所在。三个视频给我们的印象是有区别的，《荧光剂》第一位女同学在公众面前讲话就有些怯场，话音小小的，虽然表述清晰，语调给人却有些信心不足的意味；《化学钢化玻璃》学生的讲解，声音洪亮，似乎看好产品的市场销路，资料准备扎实，学习劲头满满，学生自助式学习进步明显。

思维式教学作为大一学生的学习模式，其价值我们看来主要体现在视频之外的教学目标设计上。这当然是教师的职责所在，最好教师提出创意，师生共同讨论完善这个创意，提出实施的计划方案，在教师引导、启发下学生认同。重心放在目标学习的全过程中，思维活动的体验上。具体处理好三个基本问题：（1）学习视频录制之前，如何设定好这种学习形式？（2）知识学习目标与思维训练目标是什么，如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3）下一步学习目标如何拟定？

我们认为，大成智慧思维教育的起点，就是相关学习内容信息的网络化检索，及其专业知识的主动学习。建议是：强调思维活动与信息检索的互动关系，“集大成，得智慧”的学科专业学习的实际启动，就是掌握计算机信息技术，有效获得检索学科专业知识方面的信息技能。上述自助学习视频，是这种学习模式过程中的阶段展示，而之前目标明确的信息检索与完成（说明文形式），之后，进一步发现、解决自主学习过程中思维训练与信息检索的不足之处，尽可能提升到思维科学的基础科学认识层次，甚至上达哲学方法论原则的真正领悟，这是我们希望实现的理想学习效果。

参考文献：

[1]杨春鼎.钱学森论思维科学与教育的关系[J]思维科学通讯，2002（1）

[2]钱学森,创建思维学[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

[3]钱学敏.论钱学森的大成智慧学[J]中国工程科学，2007（3）

[4]冯国瑞.钱学森关于思维科学的构想[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5]涂元季.钱学森书信[M]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

[6]钱学森.创建系统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

[7]鲍健强，等.论大成智慧学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J]未来与发展，2013（2）

[8]张卓民，等.思维方式范畴刍议[J]社会科学辑刊，1988（1）

[9]百度百科，思维方法与思维方式定义，2021年12月7日最新更新

                从文化遗产到文化资源的区域非遗管理问题——重庆渝东南调研的学术思考

一、引言

文化资源学[1]资料表明，内涵非常宽泛的文化资源概念，其外延的应用已经是“不着边际”了，当下学界相关知识谱系的讨论虽然获取了丰硕成果，但希望科学界定文化资源学的这个核心概念以达成共识，众说纷纭的现在似乎已经很不现实了。而且，文化资源内涵的“有形无形说”“度量说”“复制说”与“积淀说”，将文化资源的本质辨识与文化结构的层次区分混同，更增加了文化资源学说学科归属的不确定性。“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 历史文化遗产”等与文化资源相关的系列核心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才诞生的，文化全球化面临的世界性文化发展难题正在不断地解决过程中，于是文化资源的理论建构只好“疲惫”地尾随在文化发展的实践后头，这已成为21世纪知识界无可奈何的事实。与自然资源研究比较，国内文化资源的“无形性”“传承性”“稳定性”“共享性”“持久性”“传递性”及其“效能的最大性”等术语阐释,无- -例外地将文化与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等等，国家大局的政治意识密切地关联统合在一起。因此，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应该是当下关联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大学术选题之一。

拙著<从文化特色到经济特色一-渝 东南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品牌开发调查》(中 国经济出版社“应用经济学精品丛书”之一，2012) [2] “总报告”第三部分“渝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再认识”，开头即提出，重庆渝东南“民族文化资源最有产业品牌开发价值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渝东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渝东南自然遗产相比，应该说还是一块亟待发掘、整理、保护和开发的处女地。既是认识上的问题，也是行动上的问题。”[2]P12 “认识上的问题”即文化资源“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的文化资源学理论建构问题，“行动上的问题”即文化资源“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实践问题。两个问题关联的一个切入点，就是当下文化经济学的理论热点，“ 文旅融合”及其民族地区渝东南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文化产业品牌实践现状。当时依据田野调查的实际情况，提出渝东南文旅融合三点建议: 1、 寻求“可持续产业化理论视野”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化路径; 2、探索“可持续产业化理论视野”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法; 3、 达成“文化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实践目标[2]P12-17。前两点涉及理论建构目标，2014年8月以后， 有国家级“渝东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战略的政策解决;第三点，正是重庆渝东南区域经济发展，“文化资源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面临的当下实践难题一一即文旅融合中的“非遗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

上述文化资源话题，却用区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的实例，似乎有些文不对题，这里相关学理认识的种种辨析,是必须简明清楚交代的。其实很简单: 一般而言，遗产特指历史上留下的精神财富或者物质财富，因此遗产无-例外应该属于“历史性”的。或者说文化遗产就是非常重要的-种历史资源，当文化遗产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时，就成了文化资源。换言之，讨论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意图超脱经济、社会发展的事实关联，作纯粹知识体系建构的抽象之思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理论建构问题，必须立足于应用视角才可能清楚解读，这就成为文化遗产学科范畴的重要课题了。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学科研究对象，同时也是文化资源学关注的重要学术话题。

《社会转型期渝东南非遗分类管理机制研究一- 以秀山花灯等民俗类项目为例》，是国家民委西南民族研究基地2019年度重点项目(项目编号:XNYJ1902) 之一，关注新世纪重庆渝东南文旅融合开发实践中，非遗等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现状。借助这个项目搭建的学术平台，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理论问题可以深入探讨。就这个项目今年5月份以来先后推出的，三期田野调查报告提供的资料与思考来看，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中的非遗管理机制问题，可能是解诀现实相关难题的关键。

二、 “行动研究与理论探索互济”:第一期田野调查相关学术阐释

作为国家工程，着眼于长期社会总动员的非遗保护行动，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文化建设目标坚定不移，学理而言，会深度涉及到当代中国文化政策研究中的种种前沿问题。- 般传统的理论研究方法，似已跟不上中国文化现代化迅猛发展的现实需要了，“行动研究与理论探索互济”成为新方法(傅才武等，2019) 。

在我们看来，区域性非遗管理机制现状的田野调查，首先不是相关的理论探索，由研究主体各自寻求理论指导下的田野实践，而是尽可能用新科技手段，现场客观地观察、感知、访谈、了解非遗管理行动的实际状态，然后探索相关理论指导下，透过感性的非遗管理现象，分析其隐含在现象里面的内在规律性。简言之，区域性非遗管理机制的现状调查,现实非遗管理现状(行动)的观察记录与感知是第一位的，前提性的;后续的理论探索与阐释是因为行动现状研究的需要;行动研究激发理论探索，理论探索推动行动研究所发现的问题解决，“行动研究与理论探索互济”成为当下中国文化政策研究的新方法，非常切合“社会转型期渝东南非遗分类管理机制研究”项目的操作需要。也因此，研究者的下述论断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反复思考:

21世纪的中国，“ 新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文化行业制度的整体性变迁提供了强大动力，将推动文化行业的网络化和扁平化体制逐渐取代科层体制，并从根本上消减基于计划体制下确立的‘技术分类-专业分工- 行业分系统’的文化管理架构、专业性技术边界和行业制度合法性，形成以数字生产、数字传播和数字消费为基础的‘大文化传媒行业’，导致文化行业管理结构的革命。”[3]

研究者上述的简明论断用了一连串新术语，给我们造成基本认知的压力。联系渝东南非遗管理机制现状调查,项目名称“社会转型期”关键词提示的，是全球化新技术变革语境对当代中国文化管理制度的巨大影响，上述专家论断告知我们两个相关非遗保护的重要文化管理信息: -是新科技发展将推动文化行业制度的整体性变革,现实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当代 “计划体制”与“文化管理架构”(非遗体制化管理机制即为例证之一) 都在发生变化; 二是这个变化是根本性的，是“文化行业管理结构的革命”，文化行业的网络化市场竞争与服务社会的平面化格局，将会逐步取代“计划体制”下的文化管理“上统下”层级模式，适应后工业化时代中国社会转型期文化行业整体发展的需要。这成为学理思考当代中国文化政策变革的逻辑起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首先涉及国家相关的文化政策改革。

这样，有关国家文化政策宏观层面“正在进行时”的当下变革，专家以下文4个相关论断[3] (以下引文均出于此)，应引领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的时代价值和意义:

其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所体现的21世纪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文化价值”:“文化现代化既是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结果，也是国家现代化总体进程的标识，同时还是国家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环境条件”(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正是中国文化现代化文化价值体现的具体实践--引者)。

其二、21世纪建构中国文明共同体的“国家意义”:“中国既不是宗教认同国家，也不是完全的民族认同国家，而是一种文明认同国家，它基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之上”，中华民族文化包括共同的历史经历与历史记忆，这是中华文明的民族精神内核(它感性地集中体现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级名录中一一引者)。

其三、构建国家文化软实力，既克服近代以来民俗文化心理中的文化自卑，又警惕其民粹主义的“虚骄与自大”，“借助于中华传统文化资源和文明古国的优势，创新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路径”(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正是其创新实践之路的表征之- - - --引

其四、当代中国，“文化行业部门既是社会文化产品的主要供给者，又是中国社会最基础的文化生活方式的维护与运营者，还是国家管理文化事务的组织实施者”，数字信息等新技术冲击下，“文化行业结构的 颠覆性变化”对国家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种种影响不可能回避。(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即首当其冲一一引者)

以上文字表述，借助于“当代中国文化政策研究”项目的学术前沿成果，简析区域性非遗管理机制现状调查与国家文化政策变革的关联关系。第一期非遗管理机制现状的田野调查成果可以得出下列判断:

首先，应高度重视当下中国文化行业结构性革命在渝东南的巨大影响。文化行业结构中各类文化产业的重要性，在渝东南“文旅融合”发展的战略规划下，越来越凸显出来，文化产业的市场化强势导向( 例如其中的演出会展业发展)有力推动着渝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提档升级，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某区文化馆从过去的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的事业单位，再成为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管理区非遗的保护传承、传播及其开发利用，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与非遗保护传承的专业化、非遗文化产业的市场化，让某区文化馆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面临的难题越来越多，甚至穷于应对。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政府部|门]的体制化管理)，折射出当下中国文化行业结构面临的颠覆性变化，新时代中国文化管理部门的改革趋势，其理论与实践意义都是应该高度重视的。

其次，渝东南民族地区应该强化“分类管理，合理利用”非遗保护传承与传播利用的专业化管理原则。某区基础教育非遗项目的专业化管理机制，在四所民族小学校本特色课程的开设中，得到成功实践。非遗技艺传承人以非遗课程教材的编写为平台，通过非遗技艺课程的教学，对学生非遗传承兴趣的培养，激发师生们的乡土感情，学好基础文化课程，形成学校的办学特色，将非遗的保护传承与传播利用有机统- -，成为这个区当下非遗分类管理的亮点。当然不必讳言，某区民俗类非遗管理机制还没有实质性开启，成为-一个必须严肃、认真、尽快解决的当务之急。因为文旅融合的市场化需要，倾向于体制化管理机制的应用，欠缺业务性专业管理机制的制约，将某区文化多样性的民俗平面化“- -刀切”简化处理，这对文旅融合达成和谐的乡村文化建设前景是有影响的。

再次，应高度重视，尽快解诀，非遗体制化管理机制“先天”生成的行政管理的责权矛盾。某区非遗保护关联的政府部]计有教育部门，民族宗教事务部门，公安部门，财政部门，国土资源部门，建设规划部门，水利部门，卫生部门，旅游部门与宣传、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单位，而直接与非遗保护业务关联的是同为文化遗产保护单位的区文物管理所。上述十个政府部门都承担非遗管理问题解决的咨询责任，区文物管理所却直接承担着包括非遗在内的文化遗产保护职责。非遗保护“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需要继承非遗体制化管理的传统，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原则性与灵活性;非遗保护“分类管理、合理利用”原则的执行，需要非遗专业化业务管理机制功能的实际体现。希望上级政府整合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区文物管理所功能，组建一个体制级别更高的政府管理部门，专门管理非遗的想法并不现实。无端增加政府办公成本不可取，而非遗保护的体制化管理与专业化业务性管理，本来就是非遗保护问题解诀不可剥离的两个方面，- -旦权责明确，就能合作共赢，这只是职责相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两个政府单位工作协商解决的内部问题。难的是非遗保护业务性管理工作，- -方面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文化政策，-方面又要与文化市场适时对接，应对地方由于文化全球化影响不断生成的新情况、新问题，专业化管理要求的提出几乎是全方位的，如何有效应对?

上海的经验是，成立社会组织为主体的“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联合民间组织与政府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保护工作专职机构，形成“三位一体”的非遗保护工作格局。2017年4月28日《文汇报》祝越《上海非遗保护工作机制逐步完善》-文,特别引达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会长高春明，对上海“三位一-体”非遗保护工作格局的满意评价:“协会成立以后， 更进一步整合了社会资源，搭建公众参与的公益平台，让企业、 团体、个人共同参与非遗保护，同时， 为了提升非遗保护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建立了由管理部门、学术机构、大专院校、社会专业团体等组成的指导委员会，为上海非遗保护工作提供专业化分类指导，通过开展项目评审、学术交流、项目推广等活动，实现非遗工作的多元共存。”[4]

三、非遗体制化管理的中介性结构功能:第二期田野调查的学术阐释

渝东南某区文化馆非遗办的特别作用，可见本文(即第二期田野调查报告)前言的概括表述:非遗办在渝东南区县非遗管理中，实际承担着政府非遗管理系统中的结构性中介功能一-“ 既承担政府部]非遗体制化管理的规定任务，又同时解决服务乡镇的专业性业务需求，提供了区域性‘政府主导’非遗管理的成功案例，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价值。”[5]非遗办在政府体制化非遗多重管理模式系统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管理功能。

区域“非遗办在政府体制化非遗管理系统中的结构、功能问题”，正是国内学界持续探讨的重要学理问题。参与非遗保护的研究者都知道，“多重”管理是目前政府体制化非遗管理的常态，问题是这个“多重”是如何体现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七条是这样规定的:“ 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非遗的保护、保存工作。”国家与地方管理非遗的“二重”层级法定关系，成为区域政府非遗“多重”管理的发端。因为非遗绝大部分来自于民间，依据其文化价值和典型意义，分属于国家、省、市、县(区)四级行政管理。因为不同级别非遗保护项目的申报，必须遵照严格的四级管理程序:第一步由县(区)级文化部门负责申报县级，第二步申报市级，第三步申报省级，第四步申报国家级，不能越级申报。直辖市第二、三步程序并未分属，直辖市重庆非遗管理程序实为三级，即国家级、市级、区县级。显然，非遗保护因为非遗管理层次的多重叠加，形成我国政府体制化的非遗多重管理模式。如下图:

学理上说，多重管理模式，实质上，就是我国非遗管理的国家“委托代理”的标准形式，国家作为非遗资源的所有者，委托地方文化主管部门管理。国家非遗保护的最高价值取向，在于非遗的文化效益，而且“主要职责是进行监管”，“只能对结果进行检查,而无法对过程进行控制”;地方管理出于经济效益的现实考量，每每造成文化效益的后置，时时可能产生非遗管理的“道德风险”一诸如，可能导致“对非遗经济利益的争夺”，甚至可能导致管理部门的“管理失位”。我们可推敲专家提供的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系统图示(1) :

上述图示可见，中央政府管理系统(文旅部)和地方政府文旅委管理系统，“结果检查”管理目标与“过程控制”的“并不一致”，两个层面的非遗管理反馈系统事实上“缺乏交集”，两个层面非遗的实际管理，都只能以各自体制系统内“局部的眼光”“自己的职能范围内”，解诀非遗保护相关的管理问题，客观上必然生成管理过程的“不协调”或者管理机构的“不合作”。这就是国内非遗“多重管理导致管理低效”的根本原因之一。

目前渝东南政府体制内的非遗多重管理关系，可视为上述图示的地方翻版，即重庆市文旅委与渝东南区县文旅管理部门，两个层面的非遗管理反馈系统事实上“缺乏交集”，都只是解诀各自所属层面的管理问题，学理上必然造成市级非遗管理过程的“不协调或者管理机构的“不合作”。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区(县)级非遗项目的申报和管理由区(县)负责,区(县)级项目成功申报为市级项目之后，才有资格进入市级非遗管理系统得到市级保护。换言之，区(县)级非遗项目保护监管与过程管理，都是区(县)文化管理部门自己解诀的，这个区文化馆非遗办，体制化管理和专业化管理的双肩挑，显示出政府主导非遗多重体制化管理的特别之处，成为解诀当前非遗“多重管理导致管理低效”现象的突破口。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国家非遗“多重管理导致管理低效”的现象，与非遗现行“归口管理”的原则规定直接关联。专家指出:“‘归口管理’按照‘谁申报、谁负责、谁受益’原则进行管理。理论上讲，归口管理按行业系统分工，可提高管理的专业化程度，防止管理缺位、错位和越位。但考察到非遗的类型多样性、价值多维度和管理使命多元化，非遗管理不是某一学科类别的专家能解决的。要使其得到合理的保护和适当利用，必须吸收系统管理的思想，政府的制度、法规、政策，行业专家的指导，学界的研究,非政府组织的资助，重视非遗环境的营造等，如此才能实现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政府监督，组织自律，也是保证系统(特指非遗管理系统--引者)良性运转不可或缺的条件。”[6]这样，执行“归口管理”，必然造成非遗保护单一的部门(如文化部门)或单- -的专业(如文艺类)管理现实，从而“难以协调非遗传承主体、传承客体、传承载体、传承受众体和传承利益体的矛盾，必然导致管理水平的低下。”推敲以下专家研究、提供的，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系统图示(2) ，可能让上述分析思路更直观地得到领会:

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系统，是在特定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经济、技术以及自然景观外部环境”中展开运作的，政府主导下的有关非遗保护的“法规制度、宣传培训、专家指导、学术研究以及NG0资助”活动的展开，不断影响着非遗的“传承主体、传承客体、传承载体、传承权益与传承受众”，非遗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科学价值、精神价值和经济价值”不同程度地得以实现，在“政府监管、社会监督及组织自律”三重制度的约束下，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系统的良性循环。这当然是政府主导下，非遗管理系统理想的运转模式。问题是，这个管理系统的“输入”子系统与“输出”子系统的业务关联，特别是“输入”子系统和“输出”子系统与“传承”子系统的业务关联，谁去承担职责呢?

这个区文化馆非遗办的业务工作，给出了一个参考答案:提高区域非遗保护的管理水平，可以落实到一个体制内的，实际协助承担多重宏观管理任务，能够直接履行“归口管理”过程职责的业务实体或者平台，例如“非遗办”。从上文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系统图示(1)可见,非遗办就是国家“结果检查”非遗保护的阐释者，地方“过程管理”的实施者和评估者;从上文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系统图示(2) 可见，非遗办具有推动系统运转的信息输送者(兼有信息输入与信息输出)功能，而实际处于“政府监管”系统运转,信息枢纽“中介性”结构的特殊位置。作为能够履行“归口管理”过程职责的业务实体或者平台，非遗办代表政府的“监管”业务不是“光使嘴的活儿”，而是非遗保护过程的政策执行者，身体力行者。这个区文化馆非遗办提供的，2019年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清单》(下文简称《清单》)中体现的多种非遗分类管理意识，是最好的例证。

(一)国家级、省市级与区县级的三级非遗分类保护管理意识。2015年11月23日“中国政协新闻网”，转发《人民政协报》的《非遗项目要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重点扶持》一文，认为我国非遗总量很大、覆盖地区太宽，全部继承和保护的难度实在太大，建议国家采取三级“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重点扶持”。

第一级是“国家级的重点非遗项目，由国家文化、文物管理部门认定，包括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项目，各民族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项目等，这是必须传承和弘扬的项目。”

第二级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省级政府文化、文物主管部门认定，具体政策由省级部门研究制定，根据国家现行规定”给予非遗项目传承人每年定额补贴，“传承好、保护好”这类项目。

第三级是“市县级非遗项目”，“这部分数量很大，地方也有保护和发展非遗项目的积极性。建议尊重市县级地方政府意见，由他们来研究和确定具体政策和办法。”“传承一批，保护- -批，发展-批”;“ 其他则应允许其自由发展”，“按市场规律去运作”。[7]

《清单》非遗项目，即按照以上非遗项目三级分类法造表列出的，计国家级非遗《南溪号子》(传统音乐) 1项， 市级非遗《角角调》(传统民俗)、《石城情歌》(传统音乐) 等33项，区级非遗《高炉号子》(传统音乐)、《后坝山歌》(传统音乐) 等146项(注意高一级非遗项目当然包含在次一级非遗项目中)。

(二)区分公益性与经营性两大类别的非遗项目分类管理意识。项目组注意到，6月28日在区文化馆非遗办访谈对话记录中，非遗办主任这两大类别非遗分类管理意识的应用，虽然并不是自觉的，但依据非遗保护可靠的基层实践经验，其理论实践值得认真讨论。

近年，湖南省文化厅领导，基于体制化非遗保护管理面临的，“非遗如何融入现代生活”，提高基层民众非遗保护积极性问题，提出非遗保护项目“遵循客观规律，分类对待”的建议一一“在追求最合理资源配置，最有效文化传承，最大化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根据项目自身特点，分成公益性和经营性两大类”。

第一大类“公益性”非遗，“ 包括那些短时间难以融入现代生活的非遗项目，如部分民间文学、民俗项目等，可通过保存实物，数字化记录保护，进入中小学课本等方式进行保护”;

第二大类“经营性”非遗，“包括那些历史上本就是‘走市场’或当下仍有市场需求的非遗项目，如大部分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医药项目，可以进行全部商业性经营，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等，则可部分商业性经营”[8]。

《清单>是按照国家级、省市级与区县级三级非遗分类,政府体制化管理要求造表上报的，当然看不到“公益性”与“经营性”非遗分类保护的任何提示。但参照6月28日非遗办访谈对话记录，华主任强调的民族村寨礼仪类民俗项目的发掘、整理与市级项目成功申报的经验，还有石鸡坨土陶手工技艺项目的保护、扶持与国家级项目申报前的扎实准备情况，让项目组很清楚地了解到，非遗办对“公益性”与“经营性”非遗分类保护本质区别的实际掌握。简言之，民俗类非遗分类中礼仪类民俗项目的发掘、整理，与手工技艺类非遗项目可持续性扶持、帮助与专业指导，其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有效获取，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区县基层非遗分类保护经验。

(三)民俗类非遗项目学科分类管理意识的存在与不自觉体现。

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保护，按照学科领域对应的专业分类，是两个层级分类的复杂体系。中国非遗分类体系的第一层级有16个基本类别，即-级类的16种: (一) 民族语言; (二) 民间文学(口头文学) ; (三) 民间美术; (四) 民间音乐，(五) 民间舞蹈; (六)戏曲，(七) 曲艺; (八) 民间杂技; (九) 民间手工技艺，(+) 生产商贸习俗，(十-) 消费习俗，(十二) 人生礼俗; (十三)岁时节令; (十四) 民间信仰; (十五) 民间知识，(十六) 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

中国非遗分类体系的第二-层级分类，即二级类属则更具体细致。就项目组田野调查经验验证，第一层级的生产商贸习俗、消费习俗、人生礼俗、岁时节令、民间信仰、民间知识、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都在广义的“民俗类非遗”内涵之内，或者可以认为，就是“民俗类非遗”第二层级的分类范围。

例如一级类“生产商贸习俗”的二级类属有“农业、林业、渔业、狩猎、饲养和畜牧业、商贸、副业”等类别，“消费习俗”的二级类属有“服饰、饮食、居住、交通”等类别，“人生礼俗” 的二级类属有“妊娠、分娩、诞生命名、满月百日周岁、成年礼、婚礼、

寿诞礼、葬礼”等类别，“岁时节令”民俗的二级类属有“汉族节日、少数民族节日”等类别，“民间信仰”民俗的二级类属有“原始信仰、俗神信仰、祖先信仰、庙会、巫术与禁忌”等类别，“民间知识”民俗的二级类属有“医药卫生、物候天象、灾害、数理知识、

测量、记事、营造”等类别，以及“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民俗的二级类属，有“室内游戏、庭院游戏、智能游戏、助兴游戏、博弈游戏、赛力竞技、技巧竞赛、杂耍类竞技’”等类别。复杂而多样，充分体现出民族民间风习的多姿多彩。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民间文化传统历史沿袭的主体部分。上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层级分类”，依据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207年制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四大优点，(1) “学术上传承有序”，维承了历史悠久

的中国传统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研究的学术传承: (2) “有较强的科学性”，吸收了国际、国内相关学科的前沿科学成果，能够面向未来，(3)“富有鲜明的实践性和突出的可操作性”，(4) “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符合实践需要的学科分类总结[9]。简言之,科学性与其实践性、实用性，充分体现出非遗“二层级分类”.在政府体制化非遗管理中的业务操作价值。比较阅读201年<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清单》区级项目中的22项民俗类非遗，可以认为“消费习俗”“人生礼仪”“岁时节令”“民间信仰”“民间知识”民俗类的第二层级项目都在其中，可见这个区非遗办的业务管理是比较专业的，当然理论意识越自觉越好。

四、小结

上述关于“社会转型期渝东南非遗分类管理机制研究”项目两期田野调查报告学术阐释的辑录，可以认为是对文化资源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的，重庆渝东南“这一一个”区域性现状问题的发现、提出、分析与解决方案的学术探讨。区域性文旅融合的文化旅游产业开发，直接与区域文化行业发展关联,更是与区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的“非遗”分类管理难题分不开。本文仅仅提出这个重大学术问题以方便在论坛上对话、交流，项目调研还在进行，思考并不成熟，欢迎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与注释:

[1]牛淑萍，文化资源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

(2]赵心宪，从文化持色到经济特色--渝东南少数民族文化产 业品牌开发调查0)]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

[3]傅才武，当代中国文化政策研究中的十大前沿问题0[]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 。

[4]赵心宪、孙璐撰稿.“社会转型期渝东南非遗分类管理机制研究”第一期田野调查报告([]，时间2019年5月28-29日，6月1-14日，两次共4天。未刊稿。

[5]赵心宪、张华艳撰稿，“社会转型期渝东南非遗分类管理机制研究”第二期田野调查报告[J]时间2019年6月27-29, 7月1-27日，两次调研1月余。未刊稿。

[6]王会战，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模式创新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14 (5)，本文政府非遗管理系统图示(1) (2) 均出于此文。

[7]非遗项目要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重点扶持[N]，中国政协新闻网2015年11月23日记者报道。

[8]张帆，非遗如何融入现代生活[N]中国文化报，2017年1月19日。

[9]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科学教育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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